“僅用時3個小時，原告北京企業與被告武漢企業便達成了和解！”2020年2月，由于武漢地處疫情“重災區”，如何克服跨地域限制，快速化解糾紛？調解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收到法院委派的案件后，立即著手在線調解，一邊向原告解釋被告受疫情影響存在經營困難，一邊向被告解釋原告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法律事實，僅用3個小時，雙方便達成調解協議，并即時履行完畢，充分體現了知識產權調解的快速、高效。”中國專利保護協會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馬維野介紹。
該案正是我國開展訴調對接工作的一個縮影，近日，為更好地開展該項工作，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和國家知識產權局辦公室共同印發《關于建立知識產權糾紛在線訴調對接機制的通知》（下稱《通知》），旨在發揮調解在化解知識產權糾紛中的“分流閥”作用，提高維權效率、降低維權成本。
為何建？多元化解糾紛
一組數字，方顯法院訴訟壓力之大：2016年至2019年，全國法院當年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分別為17.7705萬件、23.7242萬件、33.4951萬件、48.1793萬件，比上一年分別上升19.07%、33.5%、41.19%、44.16%。
“面對知識產權糾紛急劇增加的現實需求，調解能夠形成解決糾紛的有效補充，起到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分流閥’和‘穩定器’作用。”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保護司司長張志成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通知》指出，要充分發揮調解在化解知識產權領域矛盾糾紛中的重要作用，發揮各級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中的指導協調作用，以及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中的引領、推動、保障作用，建立起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捷的知識產權糾紛在線訴調對接工作機制。
那么，調解在化解糾紛時有何優勢？張志成表示：“調解是由中立的第三方介入而解決糾紛、達成和解的方式，具有非對抗性、自愿性、保密性、靈活性、經濟性等特點，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效率，降低當事人的糾紛處理成本，并兼顧情理和法理，實現多元利益的共贏；同時，可以減輕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部門的負擔，具有突出的現實必要性。”
“相對于知識產權訴訟，調解更加高效。”騰訊互聯網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刁云蕓介紹，調解不必拘泥于特定的訴訟程序，調解方式、時間相對靈活，可以更快速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同時，調解可以避免雙方當事人的沖突與對抗，更便于達成合意。
事實上，在《通知》印發之前，我國各地已經成立了多家調解中心，在北京市知識產權局維權援助中心指導下成立的中國專利保護協會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即是其中一家。該調解委員會自2017年4月成立以來，參與了數千起專利侵權訴訟、商業秘密侵權訴訟的調解工作，充分發揮了調解在化解知識產權糾紛中高效、快速的作用。
如何建？部門有效聯動
作為打造知識產權大保護格局的重要舉措，快速構建訴調對接機制，需要多部門協調聯動。
《通知》明確了建立“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國家知識產權局指導各級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同本級人民法院建立協調機制，指導全國知識產權糾紛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入駐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開展全流程在線調解、在線申請司法確認或調解書等訴調對接工作。
對于各部門的具體職責，《通知》規定了詳細分工：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保護司負責統籌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機制建設，制定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政策規范，指導各級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推進訴調對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負責在線訴調對接工作的統籌推進、宣傳引導當事人運用調解平臺化解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平臺的研發運維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知識產權法庭負責指導督促各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法官運用調解平臺開展糾紛委派、委托調解工作，對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員進行業務指導。
國家知識產權局在《通知》印發后快速行動。“目前，我們正在按照《通知》要求，組織各地知識產權局積極做好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報送工作，并于本月底推動第一批知識產權糾紛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入駐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張志成介紹。
對于如何推進訴調對接工作進程，張志成認為需要多方發力。他建議：“要通過開展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工作宣講、培訓等方式，提高社會各界對于調解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認知度和認可度，擴大調解工作影響力；加強調解組織調解員的培育，依托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快速維權中心、維權援助中心、行業協會及其他組織建設一批專業性調解組織；我國還應對知識產權調解工作加大經費支持，通過正向激勵，激發調解員工作動力。”
本報記者 馮飛
